导语

    第一个变化是数字的变化。大家看到的这些数字，是我们和盖茨基金会一起，支持北大国发院的一个大数据模型调研。我们也会看到中慈联之前也发布过《中国数字慈善发展报告》，里面显示了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筹款总额从2014年的4个多亿已经发展到现在将近每年的100亿，每年有超过100亿的人来参加。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几个数字很有趣，全国参与捐赠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80%，那么这80%里包括捐赠钱、捐物、捐行为，以及当志愿者捐赠时间。我们会看到在拥有14亿人的中国，能够有80%的人参与公益，这个比例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么多年来积极努力的结果，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里面能够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这里还有两个有趣的发现，一个是在捐赠的人群中，有50%的捐龄是“一到五年”，那也说明这5年，其实是中国公众频繁地参与公益的一个积极上升的过程。同时我们也会更有趣地看到，有40%的人是通过互联网公益的行为参与捐赠活动，比如捐步、捐小红花、捐志愿者时长。捐赠形式百花齐放，捐赠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捐赠渠道的拓宽都是显而易见的。更可喜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捐赠的理念获得了全民性的普及，民众的公众意识也进一步的提升。从今年“99公益日”的数据可以看到，用户的参与热情是空前的高涨，全国互动量超过了三个亿，参与总人数超过1.2个亿，较去年翻了一倍，这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第二个变化，很多捐赠的行为在发生变化。捐赠规模的变化和时代的脉搏是分不开的。在过去的几年，我们既共同经历了疫情、水灾等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也积极地响应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号召。从公益组织到捐赠个体都出现了很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变化。前段时间我非常有幸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去河南、去陕西、去村庄，去看了看这些年的变化，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触动，特别是我们在河南鲁山看到了一种鲁山模式，它其实是结合乡村振兴的一些区域特色创新出来的。村民们每一年都会聚在一起去讨论和评选，决定自己村子今年要解决哪一个问题，然后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学习把受助群体的需求升级为公共利益需求，形成村民共同的一个目标。比如对本村孤寡老人爱心帮扶的一个计划，对村小学慈善文化的培训等等，小到几盏路灯的建设，大到一个关爱中心的持续运营，一年实现一个小的公益目标。同时，他们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数字的工具，动员外地的、离开家乡的人，以及在家乡的人一起来关注家乡的项目。还推出了一个“三个一”，也就是说村民捐一元钱，为的是让村民了解自己村里的项目，让党员干部一起捐，让很多的乡贤一起捐。这种方式大大增进了村民对自己村庄美好生活的参与热情，也带动了离家的乡贤与家乡的情感连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互联网公益，不仅让需要关心的人能够被看到，也让情感的连接有了归处。这种既古老又崭新的尝试，是极具中国特色和智慧的，捐赠人不再停留在捐赠层面，而是可以通过数字工具跨越时空深度地参与其中。近三年来，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如何通过公益平台不断地为捐赠人提供更深的参与感。比如我们推出了小红花公益账户，我们鼓励用户朴素地情感驱动转向理性持久的习惯，我们鼓励他们养成具体的议题支持方向。我们也发起了像“公益股东大会”“公益侦探”等透明公益行为，希望通过一次次会议的连接，一次次现场的探访，满足捐赠人关注项目的进展，了解善款使用的效果，以及更多地投入到公益项目里面来。

    第三个变化，我们想说的是认知的变化。其实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整个公益行业的认知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公益的核心是“服务于人、安心于人，造福于人，鼓励于人”，那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人。无论是捐赠人还是受助人，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方面都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捐赠人数倍数级的增长，以及捐赠人深度参与公益的主动意愿增强，捐赠人对于自我成长有了更高的期待。在这种期待的情况之下，捐赠人对于信任有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我们来看受助方，受助方的需求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演变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空心村孤独老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毕业季一些失业的小镇青年关于未来的发展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气候的变化、灾害的变化，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包括大家可能最近也在热议的，其实还有一个大病的需求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面临的一些深刻地、一些变化地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我们还在认真思考，我们每一位有责任的行业参与者都在积极地讨论，就像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平行论坛要去探讨具体这些问题如何去解决，但是我们相信变革意味着大的发展，新的需求意味着大的创新。